在“世界经济中的两岸经贸关系论坛”中访余永定教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记者：张瑞

余永定，1948年生，广东台山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、博导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。研究领域：宏观经济、世界经济、国际金融。1969-1979年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。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；1983年任助理研究员；1986年任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；1987年任副研究员。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；1994年获博士学位。同年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职。1995年任研究员并获国家特殊津贴；1998年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；2000年当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；2004年7月-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1981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、文章数百篇，专著（含主编、合著）10余部。

记者：余教授您好，非常荣幸能有机会能采访您。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最近几年的学术研究及成果？

余教授：近年来我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。第一个是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形势的发展。第二个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亚洲金融合作方面，例如如何在亚洲建立一个financial architecture，像清迈协议；亚洲国家之间如何把储备放在一起，在出现意外时，给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援助——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许多亚洲国家都在考虑的问题。再一个是亚洲的汇率合作：亚洲金融危机之前，东亚地区基本上是盯住美元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汇率制度，那么我也参与到亚洲国家之间如何进行相关协调的研究当中。这主要是在国际范围进行的，是跟国外学者一起来做的。第三个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。至于国内方面，这几年在研究人民币的汇率政策问题、资本管制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政策。前两年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，主要搞了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，同时也协助央行就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国际金融界进行沟通。

记者：中国已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，一方面，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，尽快纠正双顺差；另一方面, 不少人对人民币升值、减少贸易顺差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十分担心。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局面?

余教授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了，其他大国是没有那么高的。今年，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会达到10％左右，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多地和中国的贸易顺差相联系。如果明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能够进一步增加，且又没有其他因素来替补，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马上就会有比较大的下降，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。

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有一定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，在我看来，我们积累外汇储备是必要的，但早已超出了必要的水平，那么进一步的积累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比如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，其结果是美元外汇储备不断增加，这等于是用真实的劳动、真实的资源换了些纸片。因为美元本身在贬值，从2002年开始到目前为止，美元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至少已经下降了25％。另外，现在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又暴露了美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比如现在美国次级债在银行账面上有几万亿美元，而实际上这几万亿中有一半是无法偿还的，而中国就买了相当多的美元资产，当然主要还是买美国国库券，收益率很低，但比较安全，同时还买了其他一些金融资产。随着美国目前金融问题的逐渐暴露，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买的很多资产根本就是废纸一张，比如像中行就拨备了几亿美元作为损失的准备，但现在说不清损失多少。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这类问题，中国的双顺差结构使得中国不断地给美国提供实际的资源，但又跟美国发生贸易摩擦。美国在这当中占尽了便宜。但中国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下去不可？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。长期以来的一些政策使得中国已经形成了某种结构，而要调整这种结构是需要时间的。

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有力地推动这种结构的调整；否则，企业都还能挣钱还能维持，这种结构就不会改变。虽然这样一种升值，会造成一些企业利润下降，甚至破产，但会使好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，使企业能够完成它的产业结构升级与产品结构升级，能使我们中国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。但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很多的政策相配合，汇率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。汇率升值的比较多，确实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问题，但还有其他的政策来冲销这些不利影响。比如说人民币升值，有些工厂可能破产，工人失业，但其实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，使他们可以找到新的工作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好，那么中国可以动用财政政策使这些企业能够转型，使那些工人能够重新就业，但不是说去救这个企业，而是使它完成一种过渡。我们有这个财力，但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，等到经济处于一种下滑状态再去做，那可能就晚了。

记者：现阶段，股票市场的泡沫问题日益突出，在您看来，中国经济在总体发展上是否必然要经历泡沫阶段？

余教授：一般来讲是难以避免的，但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减少它的损害。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了，温总理最近就发表讲话说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。有人说政府对股票泡沫、资产泡沫无能为力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

记者：您曾经说过，仅靠货币政策不能真正有效抑制股市泡沫，那么您对政府如何抑制泡沫的看法是？

余教授：政府有很多政策可实行，比如国有股减持、增加资本市场的流通股等。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超过GDP了，但股票市场27万亿资产中只有不到9万亿的资产是可以流通的。如果增加流通股的比例，那么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往下降，这是有利于抑制股票泡沫的。至于印花税、增值税等，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。政府5月份的政策其基本方向是对的，但在操作上可能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地方。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，这都是为了保护老百姓。许多老百姓还没弄明白就蜂拥而上，高位接盘，最后股市一下跌下来，老百姓损失很大。脱离经济基础的高股价肯定是要跌下来的，升得约高跌得越狠，受害者是小民百姓。政府是有责任保护中小投资者，使其免遭严重损失的，但他们自己也有责任。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，比如台湾省在80年代就由于股票市场暴跌而导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，几十万的民众上街游行，造成了很多问题。

记者：非常感谢余教授，谢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。

（本文根据记者采访录音整理形成，已经本人审阅。未经许可，谢绝转载。）